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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志平被捕 熊猫移动危机三大“悬疑”



2005年08月05日10:03 【字号 大 中 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７月２８日，熊猫手机前掌门人马志平因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被批捕。这是南京熊猫危机发生以来，第一位被公安机关执行逮捕的熊猫移动公司高层人士。综合迹象显示，随着马志平的被捕，熊猫危机三大悬疑将有望进一步破解。

　　十多亿元的财务黑洞如何酿成？

　　２００２年２月，为做大熊猫手机产业，上市公司熊猫股份公司（下称“熊猫股份”）与马志平分别出资５１％和４９％，组建南京熊猫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下称“熊猫移动”），马志平任总经理。与此同时，马志平个人拥有９０％股权的江苏天创通讯实业有限公司（下称“江苏天创”）成为熊猫移动手机产品的全国总经销。在此后的３年里，熊猫移动成为实现总销售收入５５亿元的产业平台。时至２００４年底，熊猫危机全面爆发。

　　据上市公司熊猫股份的公报披露，截至２００４年６月末，为熊猫股份提供着八成以上主营业务收入的熊猫移动，其维系于江苏天创还款清偿能力的资金风险，一度高达１７．０７亿元。其中包括：江苏天创尚未清还的借款６．８８亿元；拖欠的货款５．９４亿元；应付票据１．１５亿元等。

　　然而据南京市政府有关人士介绍，警方调查发现，至２００４年末，江苏天创的货币资金、固定资产和存货所剩无几，熊猫移动有望追回的资金仅２亿元左右。

　　熊猫移动的巨额财务黑洞是如何酿成的？

　　熊猫集团管理层在接受采访时认为，集团在与马志平及其江苏天创的合作中监管不力，大量资金被马志平挪用；而马志平之所以得手，最主要的原因是马志平以身兼熊猫移动投资人、总经理和江苏天创董事长的三重身份，突破了老牌国企的监管屏障。

　　据熊猫集团常务副总经理、新任熊猫移动董事长周振宇反映，熊猫移动与江苏天创两家公司的经营班子高度重合，这使两公司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陷入了“两块牌子，一班人马”的混乱状况，两公司仅在财务概念、公司账号上有所区别，当资金到达熊猫移动以后，即被负责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的马志平控制。

　　熊猫集团表示，马志平在熊猫移动的日常管理中，把股东身份和总经理身份混为一谈，他总觉得公司也有他的股份，所以做了很多私自调度资金、违规提供担保等理应向董事会汇报却没有汇报的事，在董事会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向其个人所有的江苏天创提供了巨额借款和违规担保。

　　马志平的有关代理人则反映，是集中时段内的“三症并发”将“熊猫”拖入了窘境。

　　据这位代理人介绍，２００２年２月，为马志平提供委托理财服务的某证券公司发生危机、没钱还账，将市值约２．９亿元的股票转给了马志平。由于当时信贷政策较为宽松，为救出这一笔被股市套牢的资金，江苏天创向银行融资、并打款约５．０４亿元到马志平的“新时空投资”等公司，投资股票经营。这些资金调度集中发生在２００３年３月和６月，当时，江苏天创未向熊猫移动借一分钱。

　　２００４年５月前后，熊猫移动与江苏天创三症并发：一是自主研发的Ｘ７０款熊猫手机，本应４月１０日上市，但产品出现质量问题，直至８月下旬才开始上市。而生产该款手机的全部原材料采购已于４月１０日以前全部完成，占用３．７亿元资金达半年以上。

　　二是银根紧缩。５月－８月银行大量催收江苏天创贷款；而此时江苏天创的资金仍被股市套牢。江苏天创转而向熊猫移动求助。经熊猫移动董事会研究同意，熊猫移动向江苏天创提供借款，用于江苏天创向银行还贷。这一时期，江苏天创共向银行还贷４．３亿元，基本是靠熊猫移动提供的借款。

　　三是在发生上述资金问题后，马志平于２００４年８月，集中抛售其所持股票，仅收回资金２．６亿元，损失约５亿元。

　　这位代理人说，上述情节均有资金往来账目、银行还贷记录、股市交易记录、以及熊猫移动《董事会决议》等材料证实。

　　是马志平挪用资金，还是董事会集体决策？

　　熊猫危机的最大悬疑在于：熊猫移动巨额资金是怎样流入江苏天创的？究竟是马志平私自挪用资金的犯罪行为，还是董事会集体决策的结果？

　　熊猫集团在２００４年底的一份专题“报告”中称：“由于我们在与马志平及其天创公司合作中监管控制不力，大量资金被马志平挪用”，“马志平擅自扩大融资规模”，“私自用熊猫移动为天创公司的贷款担保”。

　　２００５年初，时任熊猫集团兼熊猫股份董事长李安建（熊猫移动前任董事长）、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周振宇（熊猫移动现任董事长）、集团总会计师刘爱莲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熊猫移动为江苏天创提供违规担保，并向江苏天创提供发生额高达十多亿元的资金，均未通过熊猫移动董事会，董事会均不知情，都是马志平利用担任熊猫移动总经理的职务之便，擅自行事的个人行为。

　　然而，记者日前看到的６份熊猫移动的《董事会决议》表明，熊猫移动为江苏天创提供的贷款担保，至２００５年年初仍在期内的为４．６亿元。其中６笔、合计２．６亿元的贷款担保，是经熊猫移动董事会研究同意的，《董事会决议》均盖有熊猫移动公章，并有“熊猫”方董事会成员李安建、邓伟明、吴六林、周振宇等人签名；

　　另外一笔江苏天创于２００３年９月在上海银行外滩支行办理的２亿元三年期贷款，是马志平以其个人拥有的５个公司股权做的质押担保（具体包括：马志平所持熊猫移动４９％股权；所持江苏天创９０％股权；以及他在长恒实业、中桥百合、上海易美所持股权），未提交熊猫移动董事会讨论，履行的是司法公证程序。

　　记者看到的另外５４份熊猫移动《董事会决议》表明，在２００４年１月至１１月间，熊猫移动向江苏天创提供资金５４笔，资金发生额１２．１亿元。经记者查看，这５４份《董事会决议》，均盖有熊猫移动公章，并有“熊猫”方董事会成员李安建、邓伟明、吴六林、周振宇等人签名。

　　据查，熊猫移动公司第一届董事会成员为熊猫股份公司的李安建、邓伟明、朱立峰，和江苏天创的马志平、李新春等５人。此后“熊猫”方的董事会成员有所变动，熊猫集团的吴六林、周振宇２人先后进入熊猫移动公司董事会，但董事会代表比例一直为３比２，即由熊猫股份公司出３人、江苏天创出２人。

　　两本账为什么算不平？

　　据熊猫股份的上市公司公报披露，截至２００４年６月末，江苏天创共拖欠熊猫移动款额１３．９７亿元。２００５年初，熊猫移动被从上市公司中剥离，因此于４月２９日公布的熊猫股份２００４年年报未再披露熊猫移动进一步的债务情况。

　　熊猫集团公司在那份专题“报告”中披露的信息是：“目前（２００４年底）天创公司拖欠熊猫移动应收款项１６．８亿元。”

　　然而记者此前却看到了大相径庭的另一本账：

　　一是江苏天创的账册显示，截至２００４年１２月末，江苏天创对熊猫移动的应付款项为１３．０４亿元，其中货款７．４１亿元；其他应付款（借款）５．６３亿元。

　　与此同时，熊猫移动三年累计欠江苏天创“调价价保款”、“销售奖励款”合计５．２４亿元；广告费７８００万元；多开发票、多付货款约１．２亿元；三项合计达７．２２亿元。

　　二是截至２００４年末，江苏天创的库存熊猫手机目前为１４．１万台，价值约１．４１亿元。

　　有关人士分析认为：两家公司签订的货款回笼期限为三个月，而当时库存的价值１．４１亿元的手机货款一旦回笼，江苏天创对熊猫移动的应付款项就减为１１．６３亿元；再以熊猫移动欠江苏天创的７．２２亿元款项相抵冲，江苏天创实际欠熊猫移动的款项仅为４．４亿元。

　　记者发现，这一数字与熊猫股份上市公司公报披露的江苏天创欠款１３．９７亿元、以及熊猫集团在专题“报告”披露的江苏天创欠款１６．８亿元有极大的出入。

　　熊猫方与江苏天创方两本账为什么算不平？据有关人士介绍，根本原因在于有关方面对熊猫移动所欠江苏天创的巨额款项“忽略未计”。“我们双方是合作关系，怎么可能只有单向的债务？”江苏天创一位人士说。

　　据介绍，“调价价保款”是指熊猫移动应向江苏天创支付的“库存产品因价格下调而产生的价格补偿”。记者看到，熊猫移动三年来的“价保批准表”分三大本，总计有３４次、８５笔。“价保批准表”均盖有“熊猫移动公司销售部”公章，并有熊猫股份派驻熊猫移动的财务部经理孙华的签名。

　　据反映，按双方约定，熊猫手机的品牌宣传、广告投放费用应由熊猫移动承担。但为降低成本，熊猫移动让江苏天创为其垫付了７８００万元的广告费。为了做大上市公司的销售收入和利润，江苏天创还向熊猫移动多支付货款、并开具销售发票约１．２亿元。江苏天创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为了熊猫的账面漂亮，业绩突出，天创公司简直成了他们的垃圾箱，他们不能出、不想出的成本，都由天创出；他们不能做、不想做的烂账都往天创的账上挂。到头来却只算我们欠他们的钱，两本账当然算不平。”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１日午夜，马志平、周振宇等三人正在位于南京市鼓楼附近的一个茶馆喝茶，马志平被南京警方带走，随后被警方监视居住。今年６月２１日，南京警方以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犯罪”将其刑事拘留。３７天后，南京市检察院批准将其逮捕。随着案件调查的进一步深入，围绕熊猫危机的是是非非、悬疑种种，终将一一破解。



来源：新华网 （责任编辑：张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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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被认为是当地经济支柱的企业经历不寻常的大股东更迭后每况愈下，现任董事长李红旗称，前高管利用上市公司疯狂贷款或恶意担保，使该公司可能形成5亿至6亿元债务
前董事长涉嫌造假逃匿 ST圣方悬赏20万追拿

乔晓会

2005年08月03日11:25 【字号 大 中 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一家上市公司如何应对主要高管突然逃匿？黑龙江圣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ST圣方，000620）的做法是现任高管层自掏腰包协助警方征集线索。

　　7月13日下午5时许，一则警方悬赏征集线索公告悄然出现在某知名门户网站。该公告显示，ST圣方前董事长唐李于“2005年4月因涉嫌提供虚假财会报告、职务侵占等犯罪行为逃匿。”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警方悬赏25万元向知情者征集举报线索。记者采访获悉，悬赏金中有20万元是ST圣方现任高管层自掏腰包。

　　此公告迅速引起证券市场注意。

　　悬赏25万元与多名前高管被拘

　　ST圣方一刘姓人士透露，高管层之所以出资悬赏捉拿唐李，是因为唐李掌握着公司大量的不为他人所知的财务信息，公司急于找到他理清目前混乱的财务状况。

　　8月1日下午，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警方一位葛姓警察表示，从7月13日悬赏以来抓捕唐李的工作还在进行，到目前还没有关于唐李的具体下落。

　　牡丹江市经侦科杜警官透露，对于上市公司ST圣方的问题，早在今年年初就已经专门组成几十人的1·21专案组，进驻上市公司进行调查。

　　据悉，该专案组由牡丹江市委书记马晓林督办，市政府副市长兼市公安局局长赵金成亲自挂帅。

　　据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目前在ST圣方案中，已有多名前高管及相关人员被拘。今年1月，早在专案组成立之前，ST圣方另一前董事长荣英林被警方带走，此人是牡丹江石化集团将ST圣方股权转让给西安圣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西安圣方”）的直接推动者。

　　专案组成立后，在今年3月拘留了ST圣方的实际控制人、西安圣方总经理、北京圣方通用电子信息系统有限公司（简称“北京圣方”）董事长刘晓卫。随后ST圣方办公室主任杨新平、财务总监李辉、董事长杜焰生、资产评估师乔某、审计师刘某等先后被捕。

　　虽有上述多名高管被捕，但掌握ST圣方大量财务资料的关键人物，前董事长唐李则仍旧没有下落。

　　2005年5月31日，由ST圣方第二大股东中融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中融国际”）提议召开的200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议召开，将第一大股东西安圣方推荐的8名高管悉数免职，选举了以中融国际董事、副董事长李红旗为董事长的新任高管集体。

　　为了尽快将唐李捉拿归案，牡丹江市警方准备悬赏5万元捉拿唐李。ST圣方新高管层在得知此事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上市公司再追加悬赏20万元。

　　ST圣方董事长李红旗表示，在公司目前困难时刻，为不增加公司负担，公司全体高管将用自己的资金支付20万元奖金，全体高管自愿每月拿出工资的30%用于支付上述悬赏奖金，直到扣发的工资总额达到20万元为止。

　　据李红旗透露，经过初步的债务清理，公司发现从1999年11月上市公司重组后短短两年多时间里，刘晓卫、唐李等人便利用上市公司疯狂贷款或恶意为其关联公司或看起来毫无关联的公司提供担保，使上市公司可能形成了5亿至6亿元的债务。

　　刘晓卫与大股东更迭

　　ST圣方前身为牡丹江石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牡石化），1993年5月经黑龙江省体改委批准，由牡丹江石油化工企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牡石化集团）分立组建。主营业务为制造石油化工及橡胶产品。

　　1996年6月10日，牡石化向社会公开募集2600万股人民币普通新股之后，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社会公众股为6600万股。随后经过一系列的配售、转增，到2000年6月27日，公司总股本增至3.116亿股。

　　经过股本配售、转增变动之后，1999年第一大股东牡石化集团公司持有牡石化45.05％股份。到1999年底，牡石化总资产9.37亿元，当年主营业务收入有5.3亿元，净利润为9553万元。

　　据上述杜警官介绍，在经济尚不发达的牡丹江市，当时该企业以如此规模足以称得上是当地的支柱企业，对当地的经济影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999年11月26日，经国家财政部及黑龙江人民政府批准，大股东牡石化集团将其持有的“牡石化”股本总额28%的国有法人股7271.3万股，以每股人民币2.88元的价格协议转让给西安圣方。双方于1999年12月1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办理了股权过户手续。“牡石化”更名为“圣方科技”。

　　股权转让后，西安圣方成为圣方科技第一大股东。西安圣方总经理刘晓卫就顺利当选圣方科技董事长兼总经理。

　　公开资料显示，刘晓卫持有北京圣方49%股权，是北京圣方第一大股东；北京圣方又持有西安圣方27.45%股权，是西安圣方第一大股东。由此，刘晓卫成为圣方科技的实际控制人。

　　牡丹江石化集团与西安圣方刚刚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就开始了对圣方科技的资产重组，朝高科技产业方向转型。

　　1999年11月28日，圣方科技即协议将所属的化工一厂、银溪化工厂、橡胶四厂、有机化工厂转让给西安圣方。上述资产转让价格为2.33亿元。

　　1999年12月5日，圣方科技又收购西安圣方的固定资产、超能电器专有技术使用权。

　　2001年，圣方科技的子公司、生产超能电器的西安圣方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无法缴纳400余万元的国税。另一子公司上海圣方科技有限公司涉讼银行贷款7154万元被法院查封；ST圣方也因拖欠银行1.4亿元资金被起诉。2001年公司利润也由2000年的盈利4529万元骤然亏损8153万元。

　　至2002年底，圣方科技亏损4000余万元，公司由此戴帽“ST”。

　　知情人士透露，到2003年初，自西安圣方进入ST圣方后所发展的高科技公司全部倒闭，同时为ST圣方带来了大量的贷款担保和银行负债。

　　唐李与虚假的2004年年报

　　唐李，1964年11月29日出生。2001年12月起，唐先后担任ST圣方董事、副董事长、总裁。2003年6月29日起至2005年2月，唐担任ST圣方董事长。

　　“唐李为人霸道，善于玩弄权术，重利轻义。”在狱中的杜焰生在6月接受《证券时报》采访时对唐做如此评价。

　　今年4月16日，ST圣方年报披露盈利217.5万元，每股收益不到1分钱。

　　6月22日，ST圣方2005年第一季度报告对2004年年报进行了更正，2004年度净利润由原先披露的336.53万元更正为-1.03亿元，每股收益由0.007元更正为-0.33元。

　　在这份更正年报中，对原来的主营业务成本、补提坏账准备、对外投资损失等十项财务数据做了重大会计更正。

　　大量证据表明，2004年年报出现如此严重的虚假，与唐李的一手导演不无关系。

　　据杜焰生回忆，为了制作2004年盈利的虚假年报，伪造资金流，杜焰生、唐李、赵春江经过商议，从炼油厂拿出2000万元汇票来到沈阳某银行，四次重复质押从银行贷出6800万元资金。

　　随后将上述资金在特种润滑油厂、牡石化集团、ST圣方等数家公司账户之间转账，造成ST圣方盈利的假象后，上述资金则又回流到贷款银行。

　　据悉，唐李在制作2004年年报时，就已和公司相关高管说好，一定要将2004年年报做成盈利，公司才能够摘帽。

　　为了能够使虚假年报在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通过，唐李等高管还出资15000元将参与审计的刘某收买。

　　目前已被拘留的会计人员刘某在狱中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在审计ST圣方2004年年报时，发现了公司虚增利润、合同不全等多项重大问题。但由于常务副总裁赵春江送给刘某15000元，刘某不但没有按规定追究上述财务疑问，还在2004年年报上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据杜焰生透露，“唐李一手控制几家公司。”从ST圣方提取大量资金转至自己控制的其他公司名下。从2003年10月到2004年4月期间，唐李就从炼油厂转出了四笔款共1000多万元至其他公司。

　　李红旗表示，唐李对上市公司以及关联公司情况均十分了解，如能抓获唐李，定能对寻找公司的资产线索，查清公司混乱的账目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对此，ST圣方在做出2004年财务更正后同时表示，“随案情的发展以及相关调查结果、财务资料的进一步完善，如财务数据存在其他错误公司将再进行调整。”

　　如何健全上市公司高管约束机制

　　从ST圣方1999年股权大股东易主至今近6年时间，ST圣方先前所接手大股东和新建的高科技项目已经全部倒闭，主要业务只有当初的石化工厂。

　　可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但没有发展，反而担保诉讼缠身。今年6月底，中科软件集团有限公司诉ST圣方、西安圣方、三亚宽频数码港科技有限公司传票下达，称2001年为ST圣方在银行贷款2亿元资金，已经由中科软件代还1.86亿元，但上述资金未得到ST圣方及西安圣方偿还。

　　不过蹊跷的是，ST圣方称，该笔贷款在现有财务账目及报告上均没有体现，也没有找到相关合同及贷款文件。

　　7月11日，ST圣方及西安圣方为深圳市中科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担保的3200万元贷款被银行起诉也得以公开。

　　据李红旗透露的数字，到目前为止，ST圣方的债务约有5亿至6亿元之巨。

　　该公司股价在2000年时，每股最高时达17.10元，目前已经跌至8月1日的每股收盘1.09元。从4月19日前若干高管被抓以来，该公司更是连续12个跌停，最低时每股跌破1元至0.96元。

　　曾代理东方电子虚假陈述案的河北功成律师事务所薛洪增律师认为，ST圣方的命运凸现了目前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和对上市公司高管的有效约束机制。

　　他认为，公司的董事、监事及独立董事对公司的运作都应该负有监管看护责任，但目前遗憾的是，由于实际控制人的控制，上述三方董事结构对公司运作发挥的监管作用有限。

　　据悉，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议事过程缺乏民主，董事长往往大权独揽，几乎所有议事程序皆由董事长或者大股东代表决定。ST圣方自西安圣方控制以来，就是历任董事长多兼任上市公司总裁，公司控制人和日常管理实际多为一人。

　　此外，薛律师认为，独立董事对董事会的参与程度很低，在董事会表决时多数不到场或由他人代为行使表决，“花瓶独董”现象很明显。而目前对于高管犯罪造成的损失也没有较好的惩罚机制和补偿机制，对高管的处罚金额又远远不能弥补给上市公司造成的损失，监管乏力。

　　薛洪增设想，目前我国公司高管也可以设立职业责任险，由公司高管掏钱购买该险种，一旦发生高管责任问题给上市公司带来损失，则可以动用该保险弥补损失。

　　他认为，如果设立上述保险，ST圣方就可动用该保险资金悬赏捉拿唐李，不会出现现任高管自己掏钱的尴尬现象。



来源：新京报 （责任编辑：王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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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usiness Times Singapore

August 4, 2005 Thursday

SECTION: SINGAPORE COMPANIES

LENGTH: 568 words

HEADLINE: NUS survey finds confidence shaken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here

BYLINE: Joyce Koh

BODY:
THERE is lower confidence among listed companies that minority investors' interests are adequately protected or that market malpractices are not a significant problem in Singapore.

A study conducted during the rash of corporate scandals this year also showed that the majority of respondents felt most companies here could be doing more to beef up corporate governance. But ironically, almost 40 per cent of them said they do not have a system of identifying and managing risks.

The survey -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Directors' and Officers' Liability Survey of Listed Companies in Singapore (2005) - was conducted by a unit of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US) Business School and commissioned by Jardine Lloyd Thompson (JLT).

The study was carried out from March to May this year and had 78 valid responses from senior executives of listed companies.

Certainly, the past year has witnessed many corporate governance woes. Shareholders of high-flying stocks like China Aviation Oil, Citiraya and Accord Customer Care Solutions were left ruing their investments amid police probes of misleading financial information.

'The increased concerns are expected given the recent corporate scandals,' said Mak Yuen Teen, co-director of NUS'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Centre.

He added: 'Singapore has a well-deserved, hard-earned reputation as a country where the rule of law, ethics and integrity are taken very seriously. This reputation, once lost, is hard to regain as some countries have discovered to their cost.'

Tony Mitchell, managing director for financial solutions for JLT Asia, said: 'It is, however, important not to over-react to the survey results, as Singapore continues to top corporate governance polls and surveys in Asia.'

Encouragingly, almost 70 per cent of respondents from the survey said they have reviewed their risk management functions as a result of these recent trading and fraud losses.

A majority, however, felt that regulators here had a part to play in improv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by giving incentives such as listing fee or audit fee discounts to companies which score high in good governance.

Reflecting current concerns, the top two reasons where claims may arise against directors and officers are fraud and inaccurate and misleading disclosure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What is more, respondents expect claims against its directors and officers to be a rising problem in the future.

Mr Mitchell pointed out that after the right checks and balances have been put in place in the firm, the next step is to 'institute a comprehensive D&O (directors and officers) insurance programme to cover against the residual risk of liability claims against directors'.

More than 80 per cent of respondents saw D&O liability insurance as essential to a listed company's insurance programme, and about 75 per cent of them felt this sort of insurance would help attract and retain experienced directors.

In a separate survey by JLT, about 80 per cent of insurers assessed that the level of D&O risk in Singapore has risen over the last 12-18 months. This has led to insurers cutting the scope of policy coverage.

In the NUS study, about a third of respondents said the company was the major source of potential claims, while there was an increase in respondents who felt claims from minority shareholders were of high or very high concern.

LOAD-DATE: August 3, 2005